我发现了《黄帝内经》上的一段话，说明食管长度和大小肠长度比是1：35，而西医解剖学指出的正确的比例是1:37，二者相当接近。但是，好端端为什么去测量一个长度比呢？

黄帝内经曰：“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尸）可解剖而视之。其藏（脏）之坚脆，府（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

可见黄帝内经时代不是后来的封建社会，是允许解剖尸体研究人体结构的。这说明两千多年前西医还没来得及投胎的时候中医就已经有正式的中医解剖学了。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曾提到一个名叫余跗的外科医生，他进行剖腹的程序是先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接着溺髓脑、揲慌、爪幕。这段记载说明在秦汉以前人体解剖技艺已有相当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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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土的上千年的成套的青铜手术器械可以去看看，不具备初步完整的关于人体结构的基本知识，可能作手术么，胡乱一刀切下去会死人的。这些可贵的基本知识都形成文字保留在物质载体上了，可惜的是后来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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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失传的呢？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解剖学书籍大部被毁。

秦始皇烧的主要是《诗》、《书》以及百家言论的书籍，医书不在焚烧之列，解剖学著作为什么也会被焚毁呢？在现代人眼里，解剖学属于医学科学的一部分，但在秦朝时却不然，解剖学知识主要掌握在方士手里，只有追求长生不老、善于装神弄鬼的方士们才对人体结构最感兴趣。过去曾有很多人认为，始皇焚书是真，而“坑儒”则根本不存在，都是后人杜撰而来的。但随着考古的发现，大家逐渐认为“坑儒”确实存在，只不过有断章取义故意抹黑之嫌。秦始皇确实坑杀了一些人，但这些人并非全是单纯的“儒生”，绝大部分都是方士。所谓方士，就是装神弄鬼之徒。被坑杀的这些方士，大抵出身于儒家，转而投身于方术，热衷于政治，不但喜欢装神弄鬼，更喜欢引用儒家经典批评时政，有意无意地给秦始皇制造麻烦，最后终于惹火烧身，而解剖学著作就成了他们的殉葬品，被列为禁书，惨遭焚毁。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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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一声令下，全国各地点燃了焚书之火，烧书烧得热火朝天，不到30天时间，民间流传的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献，包括解剖学典籍，几乎都化为灰烬。留下来的只有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原来，包括秦朝在内的历朝历代，都会在国都设立一个"皇家图书馆"，藏书甚多、包含甚广，委派博士官加以看护和管理。虽然民间藏书尽毁，但那些书皇家图书馆都有，一本都没有销毁。秦始皇只是不想让百姓被诸子百家的辩词蒙蔽蛊惑，并不想将那些书都彻底毁灭掉。既然百家典籍包括解剖学著作都有存档在博士那里，为什么今天我们却看不到了呢？罪魁祸首是项羽。始皇焚书七年之后，他又放了第二把火，火烧咸阳三个多月，秦宫中保管着的各类典籍都被火化了。所幸萧何事先抢出了包括解剖学著作在内的一大批文献，否则后果更不堪设想了。

西汉初年，由于两次焚书和多年战乱，天下图籍散乱，西汉政府组织人力广泛搜集，进行整理。其中命令张良、韩信专门搜集整理兵书。他们当时共搜集到一百八十二家。韩信文武双全，策马是神帅，握笔即泰斗，这一点连张良都非常佩服。他对眼前的185家兵书，删繁就简，修订词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定著三十五家。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古代兵书大规模的整理。

张良是一个杂家，无所不通，不仅精通兵家、纵横家和道家，对医家和方术也略知一二。他从萧何处得到了解剖学图籍，读阅一遍以后感觉很有价值，把它和35家兵书放到一起，小心保存起来，密不示人。

为什么辛苦整理过的图书却要密不示人呢？原来，统治阶级对兵书特别重视，因为它能帮助他们夺取天下，开疆拓土，而人民群众掌握了它又会起来造反，推翻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们把兵书垄断起来，实行有选择地销毁和禁止在民众间流传。张良和韩信既是第一次整理也是第一次禁毁兵书。因为他们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标准，对兵书进行了极其严格地审查，一百八十二家中只保留了三十五家，可见条件之苛刻。就是幸存的这三十五家，也深藏不露，没有公诸于世。这种深藏不露的作法，也可以说是暗禁的开始。

十余年后，高祖去世，诸吕当权，将三十五家兵书连同解剖学图籍全部盗取，不知所终。汉武帝时，军正（掌管军法之官）杨仆努力搜集遗文散籍，却始终没能收集完全，项羽的一篇和韩信的三篇著作也都随之失传了，实在可惜。所幸解剖学图藉此时重又回归政府收藏，并被归类为医家，若干年后被定名为《黄帝外经》三十七卷，记载于《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五，方技类之医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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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在二百年间经营藏书13000卷，可惜的是王莽篡位，天下大乱。王莽败亡以后，战乱并没有立即结束。公元24年，赤眉军与更始军互攻于长安，宫室被焚。

“王莽之乱，焚烧无遗。”——《文献通考》

在这场大火中，这些前朝遗留下来的书大部分被焚毁，幸免于火的书籍已经不多了。接着，刘秀跟更始皇帝刘玄又打起来了。这一仗据史书记载，把长安城里面保存得还算完好的书籍，打得纷纷残落。大家知道，西汉的书基本上都是竹简做的，一根一根串起来那种，这时候被打得七零八落的了。战后，刘秀将剩下来的书籍收集整理了一下，还有2000多车。万幸的是，《黄帝外经》也在里面，只损毁了一卷，其余的还算完整。但它被人遗忘了，未被著录于经籍志，所以从此失踪，不再见于正史。

到了东汉末年，这些书又攒到了6000多车。可惜好景不长，东汉末年董卓进京，把首都从洛阳迁到了长安。不过董卓没有烧过书，他还准备将这6000多车书全运到长安。但是，路途遥远，颠簸流离，竹简沉重不堪，实在运送不便。所以董卓只将那些写在布上的书运走了。临行前他纵兵大肆烧掠，那些运不走的简书，基本上都毁于烈火之中了。运送途中，用绢帛抄写的图书，很多被拆开以后做成了车顶盖、帷幔和口袋，更多的是被铺到营帐里的床上当床单用了，最后运抵长安的图书只有七十多车。

所幸早经誊写到绢帛上的《黄帝外经》仅被损毁两卷，其余的卷帙与少数幸存书籍和劫后余生的太监们一起从宫廷流落到民间，不久后辗转流传到华佗的手上。

一个贫病交加的老太监临死前请来华佗医治，但医药罔效，为了回报华佗对他的悉心照料，遂把这部著作赠送给了华佗。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 、“外科鼻祖”。他为什么特别擅长外科手术呢？就是因为他阅读了《黄帝外经》以后，对人体产生了极大兴趣，经过刻苦钻研和自己的创新，终于掌握了外科手术的技巧，由此名利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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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的手术技艺相当高明。他往往先用自己发明的“麻沸散”给病人实施麻醉，然后剖开病人的肚子对内脏进行清洗，而后切除其中坏死的部分后将其缝合，再放入腹中，最后缝好伤口。贴上膏药后，病人在一月内就可以痊愈了。且不说“手术”和“麻沸散”早于欧洲一千五百多年，单看其手术过程之规范，难度之大，也不是当今一般医院都可以实施的。

后来华佗因触怒曹操被杀。临刑前，他自知难逃一死，准备把自己的平生所学传承给后人。典狱长姓吴名普，素来仰慕华佗的为人与医术，对他一直照顾有加。华佗深为感动，收下吴普做自己的关门弟子，不但悉心传授他医术，最后还把《黄帝外经》和自己的一些经验之谈托付给吴狱长，让他带出，说这部书可以救活很多人，恳请他帮助保存祖国医学的火种。吴狱长不是不想接受这部书，可是他害怕因此招来祸端，拒绝了华佗的请求。华佗见状，大失所望，也不勉强，要来火盆，亲手烧了医书。

至此，中医解剖学就全军覆没了。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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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慢，我考证后发现，故事并没有到此完全结束。

当时，吴普就站在华佗身边，眼看着宝贵的医书在火苗的舔舐下慢慢化为灰烬，他极为痛心，终于鼓足勇气一把将医书从华佗手中夺了过去……

当天，吴狱长乘人不备，偷偷地把书带回家里，嘱咐老婆好生看管，严守秘密，然后返回狱所。下班以后，刚走到家门口，就闻到一股烧书的怪味，他赶忙闯进屋内，看到老婆正蹲在灶炉前烧书，大吃一惊，一把将她推倒在地，手忙脚乱地从炉子里抢回幸存的残书，然后愤怒地质问她为什么要烧书。吴妻回答说：“华佗是一代名医，都不能自救。纵然你学得像华佗一样，也不免像他那样死在牢中。你学会这些医书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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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这部本来可以流传下去造福人类的珍贵文献，最后竟然毁在了一个粗俗的女人手里。损失太大了，因为其中有华佗毕生的经验和发明。以华佗的医术特色分析，被毁的书中一定记载着华佗对人体骨骼、内脏、大脑的认识。麻沸散说明他对神经系统有所研究，快速伤口愈合术说明他能有效实施消毒，以控制细菌感染……这其中任何一种，都是划时代的医学发现。好可惜哟，华佗先生的亲笔，几乎一点儿也没剩，只剩下最后几张记载“劁猪、阉牛、骟牲口”的方法的内容了，这部分内容后来统称为《青囊书》。相传现在阉割动物使用的依然是这部书所传下来的法子，从事这项职业的人，依然供奉着华佗的画像，将他当成了祖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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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是，及时抢救出来的《黄帝外经》只损失了两卷，另外32卷依然完好无缺。吴普认真研读此书，由此精通了医术，神乎其神，救人无算。

一次，吴普来到河边，看见地上躺着一个从水里刚刚捞上来浑身湿漉漉的男孩儿，众人正打算把他抬回去下葬。吴普摸了摸孩子的脉搏，又看了看孩子的眼睛，然后让人找来一条草绳，把孩子双脚捆好倒吊在树上。不一会儿，孩子就大口大口地往外吐水，直到不吐时，把孩子解下来仰面放在地上，吴普拔掉自己的几根头发，放在孩子鼻孔上仔细观察，发现发丝缓缓地动了动，知道孩子救回来了。

还有一次，吴普在山里赶路，眼见一个猎人不慎从悬崖上跌落在地，没气了。他为死者切脉后，从地上采了一把野草塞进猎人鼻孔，又用手紧紧捂住猎人的鼻孔。时间不长，死者就把塞进鼻孔的草药喷出来，死而复活了！同行的人都不停地赞叹：“活神仙，活神仙！”

吴普钩辑出《黄帝外经》中有关本草的部分内容，撰写《吴普本草》六卷，又名《吴氏本草》，所说性味甚详，流行于世达数百年，后来失传。

吴普按照华佗在狱中传授他的五禽戏进行养生锻炼，因获长寿，“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魏明帝曹叡曾经想让吴普表演“五禽戏”，但是当时吴普已经90多岁，年老体衰，难以伸展，于是就把五禽戏的要诀传授给曹睿和其他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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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普晚年患贫，《黄帝外经》奇货可居，于是高价出售。由于索价太过高昂，没人愿意购买全本，最后只得分成几部分售出。一部分卖给了华佗弟子樊阿， 一部分卖给了张鲁的长子阆中候张富，一部分卖给了明帝曹叡。

樊阿得到的是外经中有关“五运六气”的九篇，后来为唐代王冰所得，整理后编入合成今天的《素问》与《灵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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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富购得的十卷《黄帝外经》，被龙虎山精心保管了七八百年，密不示人，完好无损。不意北宋时被一道士偷窃而去，不知所踪。幸喜早就有了一个节录摘抄本。原版失窃后，节录本经宋元明清几代人不断铺张演绎，最后作成《外经微言》一书流传到今天。该书以黄帝及雷公、风伯等二十三位大臣探讨问难的方式写成，共九章八十一篇。书中运用阴阳五行的哲理，畅论了顺逆、寿夭、脏腑、经络、三才、四时、五运等，所有可能发生的天、地、人之间的互动情况及其造成的影响。其内容有不少可以补《黄帝内经》之不足，实际上属于仙道内丹、养生延命范围，与原书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

曹叡所购20卷《黄帝外经》，后来司马家掌权后，和其它的书们一起都成了司马家的东西了。西晋末年爆发八王之乱，之后又有永嘉之祸。这两次暴乱将当时已有的两万多卷政府藏书给打的七零八落，风消云散。老天保佑，《黄帝外经》片纸未失，依然完整，只不过分成了五部，流散到了民间。所谓“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咱们分头各表一枝：

第一部《黄帝外经》有两卷，为一军妓所获。她虽然一字不识，但书上各种关于生育器官的醒目图画她倒是看懂了，于是揣到怀里带走了。这两卷残书，进入唐代后流入日本。日本的留唐学生吉备真备于公元717年3月随日本第八次遣唐使来中国留学，他年方20，没进太学，而是拜赵玄默为师，单独受业十七年，不仅精通了六艺，而且略谙医道方术。他把从唐朝所得的全部钱款，都用来购置各种书籍。734年，吉备真备回国，把从唐朝所购和受赠的大量图籍奉献给了本国朝廷，内有不知他从何人处购得的外经残本2卷。875年，日本皇家藏书处冷泉院失火，皇家藏书几乎全部化为灰烬，外经残本也在这次灾情中不幸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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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黄帝外经》剩有八卷，被一个略识之无的下级军官抢走了。当时是三九严寒，天寒地冻，官兵怕冷，把许多书堆在一起，准备点火取暖。他随手从书堆里抽出一本翻开一看，看出是一部医书，而且与其它医书不同，里面有大量插图，也许能多卖几个钱，于是占为己有。这几卷书被人相继倒手了几百年，最后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公元555年1月10日晚上，在梁朝的首都江陵城内，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554年9月，西魏发兵五万，进攻江陵，12月，攻破江陵南城。灭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梁元帝萧绎命人将自己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内有《黄帝外经》八卷！）全部烧毁。555年1月10日夜间，江陵城内燃起了熊熊烈火，照亮了漆黑的夜空。望着东阁竹殿的火光，梁元帝想投入火中，与心爱的书们同归于烬，最后被左右拉住。毁完书后，他把佩剑在柱子上砍断，然后叹息道：“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这时有臣子劝他趁乱突围，过江与援军会合。可梁元帝不善骑马，没有信心突围，决定出东门投降（早干嘛去了，我们的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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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元帝投降后有人问他为何焚书。元帝辩解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我读了这么多书 ,下场还是这么惨，都是这些书害的。临死之际，象项羽一样，元帝没有正确反思自己的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反而成为“读书无用论”的创始人。王夫之认为，元帝对读书的嗜好已经误入歧途，到了“兵临城下而讲《老子》”的地步，跟其他亡国之君醉心歌舞、玩物丧志并无不同。“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

以蒋介石为例，跑到台湾以后，才对《战争论》产生兴趣，读得极其认真，不仅在译稿上加圈加点，还写了许多眉批和附注。他早干嘛去了？抗日战争之前他不研究《战争论》，研究《曾文正公全书》。抗日战争期间和之后，他不研究《战争论》，研究《荒漠甘泉》。等到战争结束了，不需要研究《战争论》的时候，他反倒研究起《战争论》来了。再看人家毛主席，1938年3月，亲自组织成立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每周开会一次，每次从晚七、八点开始到深夜十一点多结束，交流学习体会。在毛主席的带动下，延安一度掀起学习研究《战争论》的热潮。两相对比，用书之际，蒋介石颠倒错乱，不败何待乎？！

14万卷图书是什么概念呢？西汉时期政府藏书约有3.3万卷，明朝《永乐大典》是22877卷，清朝《四库全书》共计79338卷，加在一起都不到14万卷。隋代秘书监牛弘指出，江陵焚书之后，直到隋文帝开皇年间，朝廷所藏图书总量仍远不如萧梁时代的水平，阴阳术、医术方面的图书尤其缺乏。这不难理解，包括《黄帝外经》在内的很多医书都被梁元帝烧没了， 到哪里找医书去？元帝死不足惜，只可惜为他陪葬的14万卷图书，尤其值得叹惋的，是那八卷举世无双的《黄帝外经》。

十四万卷呐,烧了好几天啊。西魏将领于谨、普六茹忠等刚一攻进城内，立刻下令扑火救书，最后抢救出四千卷幸免于难的图书，带回长安。可惜，四千卷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黄帝外经》的只言片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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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黄帝外经》有五卷。永嘉之祸，乱兵刚一撤退，一群趁火打劫的暴民就出来活动了。贼兵焚掠得太彻底了，啥也不剩啊。一个小偷看到地上孤零零地躺着一本书，周围一百米内除了灰烬啥也没有，心想“贼不能走空”，就捡起来带回家了。这五卷书，东晋时几经转手贩卖到江南世家，几百年后被唐高宗买到了手。唐高宗沿袭高祖和太宗的传统，继续下诏有偿求书，在继续征书的同时，还设立拾遗史到江南寻访图书，终于访得《黄帝外经》五卷孤本，带回长安宫中收藏。

天宝十年（751年）七月，坦逻斯之战爆发，唐军一败涂地。随军医官杜环和数以千计的工匠被押解到大食的首都库法，然后他历经西亚和北非辗转十几年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故乡长安，写下了《经行记》一书，详细记载此次历时十余年的横跨亚非之旅行，记录了亚非若干国家的历史、地理、物产和风俗人情。

书中还从作者的专业眼光，记载了阿拉伯地区高度发达的医学，称这些“西医”“善医眼与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所谓“开脑出虫”就是开颅手术，当时也称“穿颅术”，是指打开颅骨摘除肿瘤或施行其他与脑部相关的手术等等。事实上，在杜环之前一百年的贞观年间（627—649），这种“穿颅术”就已经传入我国。欧阳修《新唐书》记载，大秦“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也就是通过头颅开刀治疗双目失明。依据现代医学的解释，其基本原理是，通过打开颅脑放血，降低颅内压，从而释放其对视觉神经的压迫，以达到恢复视觉功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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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颅术传入中国以后，过了大约40年，到了永淳元年（682）年底，唐高宗李治在主持嵩山封禅后回到长安不久，突然双目失明。侍医秦鸣鹤来自大秦，是东罗马帝国的景教传教士，自然熟悉大秦医术。他大胆地在皇帝的脑袋上试行“开脑出虫”之术，竟获成功，使唐高宗重见光明。高宗大喜 ，下令改元，大赦天下。武后向秦鸣鹤顶礼致谢，说：“这是苍天赐我神医啊！”亲自背了一百匹彩帛赏赐给秦鸣鹤。高宗命人检校内府，得《黄帝外经》五卷，内有头骨插图几十幅，赐予了秦鸣鹤，嘱咐其认真加以研究。

没想到，秦鸣鹤不久以后也象高宗一样双目失明了，急需有人为他穿颅，但除他以外大唐境内找不到第二个会做穿颅术的医生，没过几年就抑郁而终了。他死后，武则天专门为他在洛阳白马寺树碑立传。他所收藏的书籍零落星散，五卷《黄帝外经》被长安京兆豪门杜氏收购，藏于杜府几十年。杜氏家族在长安大名鼎鼎，初唐名相杜如晦、大诗人杜牧、三朝宰相大历史学家杜佑、还有上文的杜环，都是这个家族的人。

年少时的杜环，正处在唐代民富国强的好时候，大唐军队在当时的西域几乎是无敌的存在。绝大多数热血青年都抱着“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的想法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和大家一样，青年杜环离开了繁华的长安，带着一车包括《黄帝外经》在内的家传医书，奔赴遥远的西域，投奔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麾下充任医官。

后来，……

杜环回来了，但五卷《黄帝外经》作为战利品却永远留在了大食，被不懂象形文字的大食人冷落了两百多年后，终于迎来了中世纪东方最伟大的医生伊本·西那( 公元980-103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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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西那十六、七岁时已经学贯古今，熟谙医道，18岁时, 治愈了御医未能治愈的萨曼王朝国王曼苏尔的痼疾, 声名大振， 因而得到特许，获准阅览王室藏书楼中的所有书籍。这项特权使他能够博览群书，从而遭遇和研究了《黄帝外经》。

伊本·西那二十岁的时候，萨曼王朝在动乱中覆亡。为了保命，他从哈马丹逃到了花刺子模。临行前，他把一时之间无人管理的王室藏书楼里的包括《黄帝外经》在内他用得着的书籍装了满满一车，能带走的尽量都带走了。三十一岁时，由于政治原因，伊本·西那又被迫从花刺子模逃到未尔丈，在那里开始写作他的医学巨著《医典》。后来他迁居哈马丹，42岁时又移居伊斯巴汗，在那里完成了《医典》。最后，他叶落归根，又重新回到了哈马丹， 死于 1037年。

伊本·西那一生著作等身，有99部之多，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百万字的《医典》。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在临床诊断方面，他参考了我国《脉经》中的35种脉法，系统地列出了48种脉法，说明脉有沉浮强弱等等之分，各与一定的病症有关，并且说明了脉在寸关尺上。在解剖学方面，他对眼部肌肉结构的描写非常精确，对脑和神经的构造也了解得很详细。他发现了大脑中感觉中枢和运动中枢的大致部位，并且论述了它们的作用。这些内容无疑闪烁着《黄帝外经》的影子。

12世纪时，作为阿本·西那的私人藏书，《医典》和《黄帝外经》一同走进了拜占庭，但两者的遭遇却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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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世纪时，克利摩拿的热拉尔把《医典》译成拉丁语，叫做Canon，从此，这部具有百科全书的内容、系统化的编排和哲学的计划的名著，就在那个时代的医学文献中取得了卓越的地位，取代了格林、拉齐和麦朱西三人的著作，而被采用为欧洲各大学的医学教科书。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年内，这部医典已经出了拉丁语版十五版，希伯来语版一版。……自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这部书被用作西方医学指南，东方的伊斯兰国家，现在还有人偶尔应用这部书。用奥斯勒博士的话来说，这部书“被当做医学圣经的时间比其他任何著作都要长”。』《阿拉伯通史》

相形之下，《黄帝外经》倍受冷落，在拜占庭国家图书馆无人知晓的黑暗角落里冷清了几十年，直到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破了君士坦丁堡，灭亡了拜占庭帝国。国家图书馆被焚毁，少数幸存的书籍被天主教徒抢走了。《黄帝外经》又落到为那不勒斯的瓦卢瓦-安茹家族效力的雇佣兵队长由穆齐奥·斯福尔扎手里，作为来自异域的稀奇的传家之物，传了一代又一代，默默无闻地萎缩在杂物里蒙受着灰尘。直到两百多年后，它终于又一次被有心人发现了。

1480年，学艺有成声名鹊起的达·芬奇从故乡托斯卡来到米兰，为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工作。这时的达·芬奇已经不再满足于绘画，而是开始撰写有关绘画理论的论文了。他发现，人作为绘画的主体，可以通过精神、感官、肌肉、骨骼来传递人物的内心世界。但是如何去深入了解人的肌肉和骨骼呢？他想到了解剖。在当时，解剖未被严厉禁止，但达·芬奇作为一名画家，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尸体。所以他只能一边研读盖伦的《医经》一边象盖伦一样依赖于动物解剖，做一些简单的推理和猜测。

1489年，达·芬奇在米兰公爵的私人藏书室里发现了那五卷无人问津落满灰尘的《黄帝外经》，虽然看不懂里面的象形文字，但书中一幅幅人体画面令对盖伦《医经》中的各种插图了然于胸的达芬奇大吃一惊，两者对比截然不同，到底谁才是对的呢？他对《黄帝外经》中的那些头骨插图尤为着迷，日夜揣摩。公爵见此，为了酬答几年来达·芬奇对自己的效劳，就把这几卷谁也看不懂的东方古书连同一颗他偶然得到的人类头骨无偿赠送给了达·芬奇。达·芬奇大喜过望，坐下来，在一张纸上用他特殊的从右到左的镜像书写方法写道，“1489年4月2日”，然后又写上：“关于人体图解的书。”

有了头骨，达·芬奇在《黄帝外经》的提示下，开始对头骨的内部进行调查，并在他的笔记中画下了一系列头骨的素描图，这些手稿现在被命名为《解剖学手稿B》。其中有一张，达·芬奇为了显示头骨里面的东西，将面部前端切掉，暴露出下面的构造。在不损坏头骨的前提下完成切割并非易事，但是这块头骨显然切割成功，足以见得达·芬奇追求完美的性格。为了让后人了解整个过程，他还特意绘制了所用解剖刀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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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是一位非常细心的观察者，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从他的解剖图上，你能够观察到头骨上的所有小洞，其精确性实在令人吃惊，与当代任何科学画家绘制的图像不相上下。

但是仅仅一颗头骨很难揭示人物的内心与身体组织之间的联系，因为无法接近观察真人尸体，达·芬奇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在随后的几年中，作为工程师的达·芬奇还为斯福尔扎家族承担另外一些工作，如修建运河，但他从未忘记自己创作一部人体解剖学专著的计划。

在距他首次画出复杂的头骨20年后，达·芬奇重新开始了他的工程。这时，达·芬奇又重新回到了佛罗伦萨，计划绘制一个非常巨大的战役壁画。为了将战斗的场景绘画的栩栩如生，就需要对肌肉组织有更加深层的理解。而这些的知识的获取只能靠解剖来实现。达·芬奇对于解剖的热情因此重新燃起。为了能获得尸体，达·芬奇向佛罗伦萨、米兰和罗马医院提出使用尸体的需求。这并不是惯例，但达·芬奇的声誉让他得到了允许。

此后的十年时间里，达·芬奇创作了数以百计的人体解剖图。1517年，达·芬奇想将他大量人体研究的手稿出版，然而遗憾的是，两年后他还没来得及这么做就去世了。达·芬奇的解剖学研究在当时的欧洲解剖学领域无异于一场革命。然而，在他1519年去世前，他的解剖学笔记只是他的“私人收藏”，去世后连同他的包括黄帝外经在内的全部藏书都留给了他的助手梅尔吉。尽管梅尔吉曾试图整理这些画作，但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法律条款的限制，并没有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直到达·芬奇去世几百年后，他的大部分手稿才被大众看到，并且人们发现，这些解剖图与现代医学研究没有太大出入。如果达·芬奇的作品能早点被发现，可能会彻底改变医学界对人体解剖学的理解，而他本人会成为比肩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巨人，解剖界的开山鼻祖。

遗憾的是，几百年来，那本曾让达·芬奇感到惊异的《黄帝外经》和他其余的部分藏书一起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永远找寻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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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黄帝外经》只有一卷。

“永嘉之乱”爆发，刘曜、石勒攻破洛阳，焚杀劫掠，皇家藏书又被扫荡一空，所谓“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后来清理图书馆的时候，发现了这一卷没头没尾又文字残缺的图籍，管理员不知它隶属何书，也看不出有什么用处，就卖给收破烂的了。后来流传到宋代法医学家宋慈（1186~1249年）手中。宋慈提点广西刑狱时，从一老吏手中高价购得此书，如获至宝。他在这部书的基础上，总结了历代法医的经验，再加上本人四任法官期间的心得，添枝加叶，补充完善，终于在淳祐七年（1247年）撰成名著《洗冤集录》五卷，他还在书中首次绘制了精美的检骨图，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最早的同类著作——意大利医生费德罗（FoaunotoFedelo 1550 - 1630）的《医生的报告》还早350多年。  

其中涉及的化学、物理等方面的知识，至少领先了欧洲三百余年；其中用到的很多方法，在七百年后的今天也依然实用；其中大多检测依据，都是通过肌肉、血液以及各种组织是否还有生理功能来判断的，与现代法医学的检测方法是大体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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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问世后，长期只在官府传阅，严谨外传，因为怕有坏人利用书中的知识为自己伪装。一直到1867年，一名英国人得到了这本古书，并把它带回西方，再后来，翻译出版，轰动欧洲。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流传，对法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因而宋慈得到了“世界法医学鼻祖”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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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四卷本的《黄帝外经》更加传奇，后来随着入华传教士流传到了欧洲，对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建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启蒙运动的需要，从16世纪开始，通过传教士和商人的传递，中国文献逐渐进入欧洲，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历史、文化、哲学、科学等多个方面。在医学领域，中国文献也产生了影响。例如，《本草纲目》和《千金方》等医学经典被翻译成了拉丁文出版，成为欧洲医学领域的重要参考书，使得欧洲人能够学习和应用中医药学的知识。《黄帝外经》四卷残本就是这时流落到欧洲并被译为拉丁文手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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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医学史上，盖伦的《医经》一书是最早的、较完整地描述人体结构的论著，但因其许多结论都是从对猴、猪等动物的解剖中推论得出的，所以他著作中的解剖学知识并不完全符合人体的实际情况。但因为当时的医学界被宗教思想顽固地统治着，他“医学教皇”的地位一千多年没有被撼动，直到16世纪的比利时医生安德烈·维萨里（1514~1564年）的出现。

从1533年开始维萨里在巴黎大学接受系统的医学教育。当时的巴黎大学相当保守，而且没有足够的资源供解剖教学之用，维萨里在巴黎只见过几次人体解剖演示。为了更好地了解人体，维萨里经常去郊外的一些无主坟地，偷尸体的残手残脚进行解剖。维萨里发现盖伦对于人体的某些描述无法在人体上得到验证。一天，维萨里拿着自己解剖的一条人腿去问老师：“盖伦说人腿的骨头是弯曲的，为什么我解剖出来的是直的呢？”老师尴尬地说：“盖伦应该是没有错的，现代人腿变直了，可能是因为人类出现新的进化吧。”维萨里非常无奈，事实真相就在眼前，却没有人愿意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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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乱，维萨里没有毕业，于1536年离开了巴黎大学，回到鲁汶。在鲁汶，他不但继续像过去那样偷窃尸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学会了偷书。在当地一所教堂的附属图书馆里，他无意间发现了四卷《黄帝外经》残本的拉丁文译稿。虽然译文诘屈聱牙，但赫然醒目的是插图里人腿的骨头是直的。这部书引起维萨里的极大兴趣，情急之下，顺手牵羊，占为己有。他一边费力地研读《黄帝外经》，一边参考书中的内容为盖伦的著作作校注 。

1537年，维萨里来到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任教，教授外科和解剖学。1538年，参考着《黄帝外经》，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人体解剖学著作《六页集》。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1543年，年仅28岁的维萨里完成了按骨骼、肌腱、神经等几大系统描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7卷本巨著《人体的构造》，纠正了盖仑的许多错误，使解剖学步入了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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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人体的构造》，大多数人心悦诚服，但保守派依然如故，一面为盖伦的错误寻找借口，一面恶毒地抨击维萨里。最让维萨里痛心的是他的老师西尔维乌斯和他的前助手雷亚尔多·科伦波对他的贬低和嘲笑。越来越多的反对声像是一场风暴，风暴中的维萨里耐心渐失。1543年12月，他在帕多瓦进行了最后一次公开解剖，向世人展示了他光辉的真理。此后不久，他把所有的笔记、手稿和藏书都收集起来，堆成一大堆，付之一炬，然后，他接受了查理五世担任御医的邀请，从此不再回归研究领域。令人痛心的是，四卷《黄帝外经》也在维萨里的怒火中化为青烟，消失在历史的天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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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关于人体结构的典籍～《黄帝外经》～是发展近代解剖学的火种，可惜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来。时而被时代禁锢，终于在历史中湮灭，甚且沦落到了欧洲。这是中医早早就走上了解剖结构观察分析之路却未能发展出以解剖为基础的现代医学而西方传统医学却做到了的重要原因。